郑新业 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
1月7日20时，在持续了212小时后，北京重污染“橙色预警”得以解除。就在前一日，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主持召开媒体见面会表示，环境质量改善是处在一个负“重”前行的阶段，高污染的背后是偏重的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非绿色生活方式。那么，宏观经济应如何调整以利于治霾？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为何总保持在70%？有无可替代的新能源？就上述问题，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。
谋定
三大基金需投入精力形成多学科研究
新京报：你觉得近期京津冀的持续雾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
郑新业：我认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，第一是能源结构，这个很重要，第二是季节性因素，冬季供暖增加，前两个是主要原因；第三个高耗能产业在去年出现反弹，第四是与风速有关。后两者属于偶发性因素。
新京报：雾霾治理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？
郑新业：在于谋定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急于做决策，不要急于下结论，不要急于去骂人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多种因素是造成雾霾的原因。在雾霾的成因识别和政策效果两方面，政策也只是减少雾霾的一个因素。既不要轻易否定某一个元素不是雾霾的原因，也不要轻易肯定。
新京报：你提到我们要谋定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应该如何谋？
郑新业：我呼吁三大研究基金——国家社会和自然基金，教育部基金，北京市的各种基金，都要投入精力，研究雾霾是什么因素造成的，自然、社会现象太复杂了，研究能力，数据获取受到方法论的限制，所以一定要反复研究。另外，要加大对于政策效果的研究，哪个性价比最高。
三大基金需要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方面来，包括社会学的，经济学的，工程的，雾霾是个超复杂的情况，要多学科形成互补型研究。我们都是盲人摸象，放在一起讲故事。雾霾治理也不是单一政策可以解决的，所以它是现代版的“盲人摸象”，我们凑在一起研究，纷纷呈现出我们各自领域摸出来的象是什么样子，形成一个完整拼图。
现状
煤炭的清洁利用应是核心能源政策
新京报：你提到能源结构的问题，这个怎么讲？
郑新业：我之前提出一个理论叫“既又还”，也叫“不可能三角”。就是说在中国有一种现象：我们要求既要有能源用，还想能源便宜，汽油贵了有人要骂，我们又要干净、不污染。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因为我们的参照系是国际，美国人、德国人、英国人都这么干。但我们忘了一件事，能源是有禀赋的，各个国家不一样。
我们的能源问题有两个，第一是我们能源消耗增长太快了，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了；第二个，我们国家的能源禀赋是以煤为主，但是我们的参照系却是国际，可是我们国家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5亿吨标煤，还是现在40亿吨标煤，煤在我们的能源结构中总是在70%左右，一个东西如果总是在70%左右，可以预见未来是很难改的。
新京报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
郑新业：因为我们没有，全世界天然气的能源比重是22%，我们能占到10%就喜滋滋了。我们现在的石油、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大，这有什么影响呢？如果我们石油，天然气都在他国，我们的运输线路将面临能源安全问题。太过于依赖国际市场，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，都不能自主。如果我们像别国一样，有充足的石油、天然气，那我们国家的能源问题就会好多了。所以在其他能源不利的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拿煤炼油了？
新京报：对于这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应如何应对？
郑新业：我一直倡导，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核心能源政策。比如说，新能源发电可能只占到3%-4%，但是新能源干了十多年了，发电量才能达到这个级别，未来它能成为主力能源吗？天然气想占到22%几乎不可能，石油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，但石油存在安全问题，核电也遇阻。
因此，在我国需求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，我的判断是，需要有充足供应，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是我国主力能源。所以，社会要引起共识，在能源的“不可能三角”的三个目标中，我们只能选二，我的建议是，能源充足和清洁。
措施
三点建言：控制内需、改善结构、能源监管
“曹德旺出走是三赢”
新京报：按照你的分析，我们治理雾霾应该如何着手？
郑新业：总共有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中长期要从能源需求方面控制。比如高耗能产业要不要发展？比如铝的生产，一家企业的耗电量一年下来超过好多省的耗电量。
前段时间“曹德旺走了”，玻璃厂走了的消息引起争论，大家很郁闷。但其实我们国家调整产业结构，就是想让这些高耗能产业比重下来。这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，经济结构变轻，需要经历一个去产业化、去空心化的过程。比如日本也有一个空心化的过程，虽然其有很多制造业还在，但是已经走高端制造业了。从国际经验看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，发达国家都走过，换句话说，实体经济下滑是必然的。
因此，从需求侧看，高耗能产业的出走、萎缩，是社会的必然趋势。我们现在不能既要搞高端制造，又要搞服务业，不让“曹德旺”走，我们应该欢送他们走，这是好事儿。美国人经济去产业化后，美国经济没有塌，日本经济去产业化后，日本经济没有塌，日本没有失去的二十年，英国也没有。
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，无论是节能减排的政策，还是格局演化，都会在能耗的控制上产生影响，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。所以能源消费，从中长期看，不会再恶化了。
这么看，曹德旺出走是三赢。中国产业结构得到改善，美国制造业回流，曹先生企业的全球布局，国际经济活动不代表你赢我输，完全能实现双赢。
“支持新能源涨价”
第二，改善能源结构，我们需要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。为什么美国人能源消耗和我国差不多，但是他们能源干净呢？因为煤占的比重非常低，同样的能源，因为能源结构不一样，产生的污染是不一样的。
为了实现这种替代，民众需要支持政府，包括企业的成本上升。企业脱硫脱硝要费钱，设备运转会产生额外成本，企业未必不想用设备，但是如果我的成本因为使用设备有所提升，那么价格就会上升，竞争之下就会被挤出市场。
所以，包括新能源的涨价，建核电，哪怕成本高，民众也应该支持。因为如果民众不支持，成本上不去，污染是谁的呢？相对于健康成本，这是更划算的决策。不支持新能源涨价，高成本等，民众就要用同样的钱去买口罩，买净化过滤器。假设我们把新能源，核电，风电全用上，我们或许就不需要买第二个空气净化器了，否则就会花更多的钱去买健康。大家要用清洁能源，而能源上升的成本，需要民众的支持。
“把城管建制直接归环保部”
第三，就化石能源方面，想要脱硫脱硝，政府就要加强监管核查。为什么我们有标准但是不见效呢？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核查。如果政府不核查坏的企业，就会有损好的企业，因为我的报价低，就会把你挤出市场。
所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北京市正在搞环境警察，其实环境警察倒不一定，可以把城管的建制直接归环保部接管。提出这个想法，也是因为涉及环保局的编制安排，要对化石能源进行监管，首先需要赋予环保部权利。环保部仅有300多个编制，加个零都不够，还包括业务辅助人员，所以环保部需要扩编扩容。在环保警察还没有出现之前，可以考虑先由城管来做这个事，他们很有能力。我认为可以分片管理，就像城管的巡逻一样，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，实行全天候，全覆盖的监管，对发电24小时监管，对炼油、钢厂前前后后的监管。
从企业方面看，能源行业中大部分是超级国有企业。这里要强调，国企的经济利益应该是摆在第二位的。我们也要求国资委对这些企业不仅仅考核经济指标，还要考核环境指标，比如环保不达标，一票否决制考核。监管者、央企的党组，以及背后的国资委，三管齐下，化石能源的供应就能极大缓解。除了经济效益方面，也需要要求国企的社会责任，环境保护责任。
税收
提高污染型产品税率 降低非污染型产品税率
新京报：除了监管方面，在税收方面是否要调整？
郑新业：我们一直倡导，把煤电价格涨上去。有人说我国税收很重，但是别忘了政府需要税收，国防、教育、医疗、基建设施后面是数以亿计的群众。治理污染是不是需要对能源加税？是不是要规定炭市场？所谓炭市场的赋税，最后结果都是涨价。
因此我的建议是，我们增值税率是17%，但是奶粉等生活必需品其实和煤炭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建议把生活必需品降到9%，也就是降低没有污染的产品，把剩下的污染型产品提高到30%，调节污染型产品和非污染型产品间的比价。我们会发现，企业会更多使用清洁能源，而且有的企业税负涨了，有的降了，其实是平衡的。
对家庭也是这样，虽然电涨了，但是买的馒头，衣服等相应降低。通过税收结构调整，把污染型产品涨上去，非污染型产品降下去。
比如，如果火电从现在的5毛/度涨到1.2元/度，我们就不需要补助新能源了。但是很多人不平，说火电怎么能涨价？但事实上，电在家庭消费中比重是很低的，如果电真的涨到1.2元，华北地区的新能源整个消纳，很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口罩了。具体到家庭来看，我们电费增加了，但是我们的口罩减少了，药减少了。所以对于家庭、企业和政府，都是部分增加，部分减少，宏观上达到平衡，最后清洁能源得以使用。
新京报记者 盖天天
